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出臺司法解釋或發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制定短視頻侵權行為的認定標準，明確流量變現的專業計算方法，確立舉證責任倒置制度，從根本上解決權利人的舉證難。
近日，53家影視公司、5家視頻平臺及15家影視行業協會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將對網絡上針對影視作品內容未經授權進行剪輯、搬運、傳播等行為，發起集中、必要的法律維權行動。
近年來，隨著移動終端的普及和網絡的提速，短視頻愈發獲得平臺、粉絲和資本的青睞，成為又一個流量洼地。但與此同時，短視頻行業中未經授權即對原創作品進行剪輯、搬運、傳播等侵權行為也層出不窮。如此不僅掏空了原創者的權益，也破壞了影視行業的健康生態，其危害不容小覷。在第21個世界知識產權日來臨前夕，相關影視公司、視頻平臺和影視行業協會表態要聯合發起集中維權行動，體現了依法向短視頻侵權行為說“不”的堅強決心，無疑值得期待。
短視頻侵權行為由來已久，相關職能部門和權利人都對其不遺余力地予以打擊，但效果始終不盡人意。究其根源，除了此前相關法律不盡完善外，權利人維權難、視頻平臺主體責任未壓實等深層次問題也不容忽視。雖然新修訂將于今年6月1日施行的著作權法把短視頻納入視聽作品的保護范疇，并確立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權利人維權面臨的成本高收益低問題，但這些法律新規能否一勞永逸地遏制短視頻侵權行為還有待觀察。因此，在對新著作權法寄予厚望的同時，還需要高度重視誘發短視頻侵權行為多發背后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
客觀而言，盡管訴訟不失為短視頻權利人維護自身權益的優選，但此舉也不可避免地讓權利人面臨舉證難。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訴訟原則，權利人若要贏得訴訟，須舉出確鑿的侵權證據。由于短視頻侵權運用了高技術的模仿手段，其認定的要求更高，需要細化的認定標準。而著作權法因受原則強的立法技術要求，未對此予以明確，不但讓權利人容易陷入舉證不能的窘境，也讓司法在具體認定中，為穩妥起見，傾向于選擇苛刻侵權標準而保守裁判，導致權利人的維權成功率無法得到保障。
更為重要的是，認定侵權行為的存在與否，須以是否存在營利行為作為基本依據。權利人維權時也應就此舉證，以便法院認定侵權行為并確定具體賠償金額。由于短視頻侵權營利行為主要體現為流量變現，如何計算流量變現的具體金額，對于沒有專業技能的權利人來說，可謂是難上加難，自然不敢輕言維權。
此外，短視頻侵權行為的屢禁不止，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視頻平臺的默許和縱容相關。現實中，一些視頻平臺出于流量變現的考量，往往為了利益均沾，任由侵權者在自家地盤上肆意妄為。視頻平臺這種助紂為虐的吃相，是忘卻自身法定義務和守土不盡責的典型表現，完全有必要對其壓實主體責任。
短視頻領域不是侵犯著作權的法外之地，面對日益猖獗的短視頻侵權行為，在形成依法懲治共識的同時，還應重視其背后的權利人維權難、視頻平臺主體責任未落實等深層次問題。對此，相關部門要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出臺司法解釋或發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制定短視頻侵權行為的認定標準，明確流量變現的專業計算方法，確立舉證責任倒置制度，從根本上解決權利人的舉證難。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壓實視頻平臺主體責任，只有多方聯合發力，短視頻侵權行為才能無處遁形，確保合力共治最大公約數的實現。人民法院報
【責任編輯：周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