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后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太原歷史文獻》商務印書館 二0一一年北京 第一冊 卷三《史記
原文：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后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太原歷史文獻》商務印書館 二0一一年北京 第一冊 卷三《史記》本紀三 孝文帝劉恒 第二十——二十一頁）
解讀：
廉政之本在哪里？歸根到底在人民。毛主席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漢文帝登上皇位，是臣民們選出來的，是順民心、得民意的。大臣們平定諸呂后，要從漢高祖的直系子孫里選出一個來當皇帝，選來選去，選中了代王。
據《太原歷史文獻》選錄的史記、漢書等史料記載，公元前180年，高后呂雉病死，遵照呂雉的囑咐，呂產、呂祿各自住在北軍和南軍不敢離開，他們聚兵長安，妄圖發動政變，奪取帝位。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劉姓宗室集團和功臣集團結成聯盟，共同誅滅諸呂。齊王劉襄發難于外，周勃奪取北軍于內，殺盡諸呂的所有男女成員，史稱“周勃安劉”。
諸呂被滅以后，有人提議立齊王劉襄為皇帝，他不僅是高祖劉邦的長孫，又有首先起兵反諸呂之功。但因為齊王的母舅家族勢力比較強大，大臣們害怕再來一個呂氏專權，所以被否決了。淮南王劉長也因“家母惡”被否決。
周勃和陳平主張立代王劉恒，“代王方今高祖親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以仁孝聞于天下，便。”這是眾人能接受的惟一方案，得到了贊同，于是代王劉恒得以即位。
應該說，漢文帝的即位，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世襲，它既帶有上層民主的意味，也含有民主治國的正確主張。后來的事實充分說明，臣民的選擇是對的。這位推選出來、已治國理政17年、龍潛晉陽的皇帝，扎扎實實地開創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他采取的治國方針，以黃老之術為主，推崇“慈”，崇尚“儉”，強調以民為本，無為而治，與民休息。
為鼓勵大臣上書、百姓言事，即位的第三年，他就下詔廢除了“誹謗妖言罪”。大意是，古代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朝廷專門設有進言獻策的旌旗和批評朝政的木牌，用來疏通治政的渠道，招致進諫的臣民。如今的法律規定批評朝政和傳播妖言的人要治罪，這就使得群臣不敢暢所欲言，做皇帝的無從知道自己的過失，這怎么能招致遠方的賢能之士到朝廷來呢？應當廢除這些法令。百姓中有人背后詛咒皇帝，發誓相約互相隱瞞，后來又互相告發，官吏就認為這是大逆不道；如果再說些不服的話，官吏又認為是誹謗朝廷，要將他們置于死地。我認為這樣做不可取，其實，這不過是由于小民們愚昧無知，以至于犯下死罪。從今以后，凡是觸犯了這條法令的，一律不加審理和治罪。
山西師范大學教授儲仲君先生說得好：這條詔令的要點是廣開言路。官員們可以提各種不同意見和建議，老百姓也可以提意見，發牢騷，宣泄自己的不滿。有話不憋在心里，可以說出來，能不能解決問題先不說，至少求個心里痛快。讓人說話比不讓人說話好，這是個最簡單不過的道理，可是有許多人偏偏就是不明白，就是想堵住人們的嘴。古人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河里的洪水來了，你能堵得住嗎？想堵住人們的嘴，其實比堵住洪水還困難。難道非得等老百姓心里的話越積越多，怨氣越來越大，最后來個總爆發，就像秦末那樣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嗎？那麻煩可也就大了。漢文帝是個明白人，懂得其中的厲害，所以他發了這么一道明智的詔令。
建設一流的省會城市，弘揚“包容 厚德 崇法 誠信 卓越”的城市精神，就要展示太原海納百川、多元和諧的開放胸襟。龍年伊始，太原市委開展的“向人民匯報、請人民評議”活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文帝這位龍城太原走出去的皇帝之廣開言路的政策主張進一步發揚光大了。2月13日到18日，太原市10個與民生密切關聯的部門通過電視網絡直播，向全市人民匯報工作，接受人民評議。新華社報道講：至2月10日，此次活動的關注度已超過日均250萬人次。六天時間，近55萬人次參與投票。整個活動促進了政府工作，拉近了政府與群眾的距離，在龍年新春夯實了建設一流省會城市的第一塊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