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新聞傳播學界的“中國特色”研究開始從分散走向集中，也從零星走向繁華。首先是2017年，中國新聞史學會成立了二級分會——中國特色新聞學專業委員會，拉開了中國特色新聞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系統性建設的帷幕；其次是2018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在同年度首次審批通過了兩項新聞傳播學科的“中國特色”研究——《新時代中國特色新聞學視閾下的鄉村實踐研究》和《大數據背景下的新時代中國特色視聽媒體收視體系》，拓展了中國特色新聞學研究的領域和視野。由此，中國特色新聞學的研究在中國不僅發展起來了，并且朝著新聞傳播學更廣闊的領域在滲透式的發展。以此為背景，劉英翠的《民國時期報刊新聞述評研究》一書出版，該書以中國特色新聞文體新聞述評為研究對象，涵蓋民國600余份設有新聞述評專欄的報刊，從歷史、業務、理論、文體四個方面將新聞述評在民國的發生和發展狀態進行了立體性的建構，為讀者呈現了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新聞文體理念，也藉此提出了建構中國特色新聞文體體系的宏愿。
一、明辨了中國新聞述評的文體特色
從同源而生、同時而現，且均以“夾敘夾議”為筆法入手，《民國時期報刊新聞述評研究》剖析了中國的新聞述評與西方解釋性報道的“同”與“不同”，也明辨了這對中西方新聞文體的本質差異——“論”。在中西新聞文體演變與發展的這條道路上，西方先于中國一百多年而現，并在中國新聞文體從文學母體中孕育出來之時提供了理論借鑒，從而致使中西新聞文體在基本文體格局上存在著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如西方的“消息”“特稿”“評論”和中國的“消息”“通訊”“評論”，但基于傳統文化的影響與國情的特殊，中國新聞文體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呈現出了與西方不同的一面，而這不同的一面也造就了一系列極具中國特色的新聞文體的出現。作為中國特色新聞文體中極具代表性的一種，新聞述評是新聞報道與新聞評論的雜交品種，兼具新聞報道與新聞評論的雙重功能，然在西方解釋性報道傳入中國后，新聞述評卻因著“夾敘夾議”的慣用寫法被納入了與解釋性報道橫向對比的行列，尤其是20世紀80-90年代盛行的報道型新聞述評（也稱述評性新聞），更是成為與西方解釋性報道相比較的中堅力量。
對此，《民國時期報刊新聞述評研究》在導論部分指出了兩種文體的中西不同——首先，新聞述評是與新聞報道、新聞評論平級的一“類”新聞文體的總稱，而西方解釋性報道則是西方新聞報道變革過程中的一“種”報道方式；其次，新聞述評的“夾敘夾議”中的“議”指向的是表達方式中的“議論”，西方解釋性報道的“夾敘夾議”中的“議”則指向的是“說明”；再者，新聞述評的功能不僅可以對新聞事實進行綜述性報道，還能對新聞事實進行釋疑解惑式的評價與議論，而西方解釋性報道雖然具備“who、when、where、what、why”和“how”，但只是一種報道范圍內的縱深挖掘，因而多局限于報道功能。
二、建構了中國特色的新聞述評
在《民國時期報刊新聞述評研究》之前，學界對新聞述評的研究多停留于新聞學研究“三駕馬車”之一的新聞業務的范疇，因此，多重應用性而輕史學、理論方面的研究。《民國時期報刊新聞述評研究》的出現，使得學界對該文體的關注向新聞業務與新聞史的交叉學科——新聞業務史傾斜，并以“文體史”研究為切口帶動了新聞理論、新聞業務與新聞史的系統化研究，同時，也建構了一個全面、立體的中國特色新聞文體形象。
（一）梳理了新聞述評的民國歷史
歷史梳理一般是最考驗研究者耐心與細心的環節。為做好歷史梳理，作者自2012年起即開始收集新聞述評的相關報刊資料，然完成第一輪收集后在整理時卻發現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一些文章使用了述評筆法，但卻沒有標識為新聞述評，而同時又有一些文章標識為述評卻沒有使用述評筆法。如此一來，研究就陷入了文本選擇的科學性與嚴謹性的窠臼，對使用了述評筆法卻沒有標識為述評的文章而言，是否要選，選了之后是否會被持不同觀點的后研者質疑？而對標識為述評卻沒有使用述評筆法的文章，是否要選，如選，其確實是不符合新聞述評文體要義的，如不選，其又確實標識為述評。多方權衡下，又以多名民國編輯自述為依據，作者設定了“有‘述評’二字作標識”的新聞述評擇取標準，并將后一類文章列為新聞述評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標述評之名不行述評之事”的“述而不評”現象。在此基礎上，書稿將新聞述評的民國歷史共分萌芽、發生和發展三個時期，其中，萌芽期內，新聞述評完成了文體上的初現、成型和成熟；發生期內，新聞述評則完成了從名定到流行再到擴散的奠基；發展期內，書稿則以中心城市群、主流報刊群和常用專欄群為抓手，對新聞述評進行了1926—1936、1937—1944和1945—1949三個階段的梳理性解讀。
（二）釋惑了新聞述評的文體存疑
鑒于民國新聞業發展的特殊大環境以及民國新聞人文體意識的尚未“自覺”，民國期間發生與存繼的新聞文體都會遭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如稱謂多變、寫法雷同、歸屬存疑，文體不辨等，而這些問題也會在學術研究領域形成一些爭鳴，新聞述評文體亦然。作為一種歷經百余年發展的新聞文體，新聞述評在學術研究和文體意識都相對規范的新時期也曾爭鳴，這些爭鳴雖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界對新聞述評研究的重視，卻也直接反映了新聞述評在文體建構上的一些問題。針對此，《民國時期報刊新聞述評研究》一書對學界歷來眾說紛紜的稱謂問題和多家爭鳴的歸屬問題進行了辨析與解答。通過辨析會看到，新聞述評的稱謂雖然很多，且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叫法，但總體而言，均可依據評論的參與程度將其分為“報道”型、“評論”型和“報道+評論”型，而集大成于20世紀80年代的“述評性新聞”“形勢述評”“事件述評”等均可從中尋到根源。同時，“新聞報道說”“新聞評論說”“雜交文體說”“解釋性新聞體裁說”和“兩分文體說”這些系關新聞述評文體歸屬的爭鳴性觀點也可從該書的三種類型流變梳理中尋得緣由。
（三）完善了新聞述評的理論方法
對新聞文體進行理論建構是確定文體“是什么”的重要路徑，而解決“是什么”問題的最關鍵的環節則是概念的界定。對于新聞述評來說，其在百余年間經歷了來自不同時期不同學者的多次概念界定，但這些概念中，既有從不同側面來界定的，也有依據不同時期的發展狀態來界定的，因此，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進而導致了人們對新聞述評在認知上的混淆。針對此，《民國時期報刊新聞述評研究》對百余年間的新聞述評概念進行了線性梳理，并提出了“穩定性內涵+變動性外延”的體系化概念，其中，內涵是穩定而代代相傳的，外延則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發展與擴充的，而如此的界定，會將不同時期的新聞述評概念囊括其中，也將不同側面的概念也包含于內，既實現了概念的體系化，也使得概念具備了與時俱進的能力。同時，考慮到文因代變、與時因革等文體變動因素，該書也進一步提出了新聞文體概念建構要體系化的理念。
（四）關注了新聞述評的業界應用
新聞文體屬于新聞業務的范疇，所有的歷史、理論等的建構也都是要服務于業界實操也就是“怎么用”，在《民國時期報刊新聞述評研究》一書中，作者設置了“業務篇”，對民國新聞述評的使用情況進行了梳理，并得到了一定的規律，如新聞述評屬于功能性文體，不僅是對群眾進行形勢教育的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也是那個時期政黨宣傳自身、攻訐對方的工具，更是抗日戰爭時期報刊界抵御外辱、強我民心的手段，以及解放戰爭時期剖析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軍事形勢的有力臂膀；再如新聞述評雖在民國時期呈現為專欄化發展的樣態，但其萌芽而生是在紀事欄，發展分支又呈現過“述而不評”，因而，其不僅可以作為新聞評論文體來用，也可以作為新聞報道文體來用。這些民國時期新聞述評的使用規律一方面是對民國時期新聞述評業界實操的梳理，另一方面也是對當下業界“怎么用”新聞述評的一種經驗總結，起到了觀照現實社會并與現實社會對話的作用。
三、析出了中國特色的文體理念
在對新聞述評進行立體化建構的基礎上，《民國時期報刊新聞述評研究》提出了如下三個問題：一是同是“夾敘夾議”，何以在西方發展成為了“議在說明”的解釋性報道，在中國卻發展成為了“議在議論”的新聞述評？二是中國的新聞述評曾因為“述而不評”而朝著“議在說明”的方向發展過，然為何未被“議在說明”替代？三是什么導致了新聞述評的“論”，而又是什么賦予了新聞述評“宣傳”和“戰斗”的功能？
在新聞述評的民國史階段，對其產生推動作用的報刊理念主要有三種：一是“談政治”理念，其賦予了新聞述評文體以“談”的特性，進而奠定了“論”的基礎；二是“職業新聞理念”，其賦予了新聞述評文體向解釋性報道靠攏的可能，然由于“職業新聞理念”在彼時的曲高和寡，“議在說明”并未占據主導地位；三是“政黨報刊理念”，其賦予了新聞述評文體以必須“論”、以“論”為特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因此也使該文體擔負了“宣傳”和“戰斗”的功能。在三種理念的此消彼長中，新聞述評得以發展成為了頗具中國特色的“議在議論”，而“論”也成為中國特色新聞文體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新聞述評之所以發展成為“議在議論”而非“議在說明”，之所以能以“論”立足中國新聞文體界百余年的時間，也與中國自文學文體而流傳開來的文體變易規律、中國特殊的時代環境，以及套在新聞述評身上的精神之鏈——文化有著極大的關聯。
至此，《民國時期報刊新聞述評研究》關于中國特色的部分已評論完畢，但作者在后記中關于“中國特色新聞文體體系建設”問題的提出卻又激發著筆者的興趣，期待后續之作！同時，也望作者在中國特色新聞文體體系建構時雖以文體為綱，卻又能跳出文體而進入到更廣闊的社會、歷史的景深之中。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張國偉
【責任編輯：周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