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傳統知行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知行合一”是其代表性觀點。受世情、國情、民情的深刻影響，中國傳統知行觀不可避免卷入巨變浪潮，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也在深刻轉型，即完成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機結合。要想實現中國傳統知行觀的現代化轉變，就要在堅定自身立場的同時有機吸收異質文化，鞏固文化自信，博采百家之長，方能有效面對風險挑戰。
關鍵詞：中國傳統知行觀 中國式現代化 知行合一
一、中國傳統知行觀的主要觀點
（一）觀點簡述
知行觀點的認識衍生于先秦經典觀點“知之非艱，行之唯艱”中。中國傳統知行觀觀點主要有三種：“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合一”。從只言片語到系統的知行學說體系，知行關系在宋代得到了最為系統的研究。
程朱學派主張知先行后，其哲學體系以唯心主義的理一元論為認識論，以格物致知為方法論。程頤認為，心中固有的“天理”，就是認識的唯一源泉，并從相互聯系的幾個方面來論證天理。朱熹認為人在行動前都有一個“動機”，這個動機就是吾心對“天理”的認識、理解，不依賴于人的物質活動。
王夫之則主張行先知后。他在知易行難的基礎上論證行先知后，將知分為兩種情況，即未經踐行的知與已經踐行的知。他認為知行既相互區別又相互滲透和包含，“不可分一事以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在肯定行先知后的基礎上，他對知行關系作出的定論是“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同時，王夫之主張充分發揮人知和行兩方面的自覺能動性，充分發揮耳目心思的認識作用，還要發揮“志在勝天”“存于心而推行于物”的實踐的力量。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論斷，強調在“吾心”中合一，即心外無知、心外無行。他的兩個著名觀點，既知行為一體、一念發動就是行，反對知和行的脫節，反對當時重知輕行、空知無行的惡劣學風。他的知重在“明覺精察”，行重在良知的自然發用流行，重在封建道德的修養和自我完成。
知行問題歷經時代發展，見證國家興衰存亡、社會治亂隆替，逐漸與社會現實掛鉤。這與中國古代的生產實踐密不可分，對于民族心理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響。中國傳統知行觀的三大特征，一是重行。從孔子到王陽明，都突出強調“欲知必先行”。二是始終認為知指導行。王陽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就強調了知的必要性。三是對知行關系的考究逐漸深入并對知行合一形成共識。然而，困囿于道德范疇的知行觀終將被新的社會現實挑戰。
二、中國傳統知行觀的時代化之路
（一）被動卷入巨變浪潮
中國傳統知行觀的現代化在近代具有全新的問題域和新語境，這就必然會產生全新解讀。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復雜多變的現實情況，極大豐富了中國傳統知行觀的內涵和旨趣，這是傳統知行觀發生巨變的必要前提。
1、自內向外：中國哲學家的當世思考。
近代社會矛盾復雜，各種思想交織動蕩。以地主階級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覺察到時代的巨變，對傳統知行觀的探求開始傾向于與中國的社會現實接軌。魏源、譚嗣同、章太炎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孫中山做出了一定突破。
以魏源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對中國傳統知行觀的延續，集中體現為“經世致用”，即通過后天的學習和實踐取得知識。譚嗣同主張“貴知不貴行”，企圖以“仁”、“平等”的觀念解救當時的中國社會。章太炎強調革命實踐對改造人心和改造社會的重要作用，側重行先知后。孫中山的突破則表現為打破“知難行易”思想的禁錮，“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于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他的進化論與認識論相結合，促進了知行的轉變。
總體來看，中國傳統知行觀在近代具有一定的戰斗姿態和社會影響。在保留舊文化的精髓時不斷創造新文化，這是近代哲學家掙脫思想桎梏、順應時代潮流的明智之舉，也是使中國傳統知行觀的社會化順利進行、完成有機轉型的必要舉措。
2、自外向內：西方思想的強力沖擊
中國傳統知行觀與近代國情緊密結合的同時，也與西方思想不斷碰撞，經歷了一個反復的過程。此間，馬克思主義理論以絕對的優勢在中國落地生根，并與中國傳統知行觀產生了極大的共鳴。
傳統知行觀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度相似性，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中極容易產生認同感。而一定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實踐發展的特殊情形和客觀需要，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實踐基礎。新文化運動與此后的五四運動對兩種思想進行了碰撞、交匯與融合。因此，從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進程來看，對文化心理狀態進行更深層次更全面的比較與認知已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這也是從最深層面即心理層次進行探索。
面對外來文化的沖擊和挑戰，從儒家文化體系的視角對馬克思主義闡釋其要義，這是中國傳統知行觀的應對之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文化的契合點出發，探求并尋找到了二者的共同點。時至今日，儒家文化的道德價值觀、社會理想、理想人格依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中之重。西學東漸浪潮使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歷史場域，與傳統知行觀的和合關系也在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得以調適。早期馬克思主義堅持理想社會追求與相通中理解并傳播馬克思主義，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堅守自身文化基地。這一傳播過程并沒有使優秀傳統文化出現斷層，而是使民族文化中落后、保守的一面逐漸被消除，時至今日依舊有新的思想不斷迸發。
（二）主動與現實試探接軌
1、傳統知行觀的近代化轉向
傳統知行觀受制于實用理性主義框架的限定，始終未能跳脫出倫理的羈絆，認識論問題更側重倫理學問題。無論哪種觀點，中國古代哲學關于知行問題最終的歸宿都是知行合一。而近現代哲學知行觀以有力的措施對傳統知行觀做了調整。
傳統知行觀的調整，主要是從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展開。從內容看，中國哲學家的代表觀點是主張充分發揮知行兩方面的自覺能動性，通過自我踐履，理察和體會道德義理，反對知行脫節，希望人們在封建道德范圍內的知行完全統一。這樣的形而上性在近代的殘酷現實面前被迫貼合現實，以“經世致用”“造化自我”等極具時代特色的觀點，使實現知與行的途徑從書房走向外界。也就是說，知行內容逐步與社會實踐結合。
從形式上看，傳統知行觀著重通過向內探求，尋得本心，繼而指導行，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更好指導人的社會實踐活動。而近代知行觀淡化“天”的概念，提倡在形而下的世界承擔責任，將超越的價值理想和人間的具體關懷統一。近代學者在學習與接收西方思想、進而轉化為社會實踐的過程中逐漸完成了對知行觀的充實與轉化。無論是流血犧牲還是改革變法，都是近代知行觀對于知行關系的外化呈現。
2、傳統知行觀念的現代化劇變
承繼于近代知行觀，現代的知行觀念發生了較為根本的轉變。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勠力同心、探討與運用馬克思主義，逐步成為使傳統知行觀適應當下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接受基于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又與中國現實國情緊密貼合。十月革命驗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進性與正確性，世界范圍內的無產階級受此鼓舞，以不同的形式進行呼應。中國學者從儒家文化體系的視角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審視，發現了兩種理論的通融之處。從中國傳統知行觀的角度來看，“知行合一”在現代的落實方式可闡述為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角度的實踐與探討，“知與行”的概念也在此時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發生融合，在新的語境之下表述為實踐與認識。從認知范圍來看，從領導層到人民大眾，實踐與認識正在被廣泛應用。以毛澤東的《實踐論》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為代表，可以得出實踐與認識在中國的接受程度之深和傳播范圍之廣。
同時，傳統知行觀在現代從單純的精神層面向實踐層面投入與深化。通過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有機結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了多次創新實踐。戰爭背景下，根據地的創立、“翻邊戰術”“反掃蕩”“反蠶食”的靈活運用，“地雷戰”“麻雀戰”“地道戰”的深入開展，無不體現著因地制宜的智慧。中國實踐的主客體不斷發展、進步，在生產勞動方面吸收實踐精髓的同時，在社會變革過程中堅持“實踐第一”的真理。人民與政黨的同頻共振，共同改造現實社會，我們得以“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也為實現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及全人類解放事業提供了可供遵循的優秀案例。
三、中國傳統知行觀能夠現代化的原因
（一）指引與行進的動態交織
中國傳統知行觀與中國現實發展同向同行，同樣經歷了思想界的封閉、開放、沖突與融合，最終發展為適合中國國情的知行學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身就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這一過程要想“化”馬于中，必然離不開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不懈追溯。二者交織且動態發展。
中國傳統知行觀中的“知行合一”觀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知行合一”，是根與葉、源與流的關系，都立足于當時的社會情境，以當下驗證知行關系。中國古代思想家以“道德”和“倫理”構建的知行觀，在近代變革中被用來探討社會價值，在現代則通過不斷的社會實踐來驗證“知行合一”的正確性。近現代的知行合一觀沿襲傳統知行觀中的優勢，參與社會變革，使單純的知行學說到參與革命斗爭，再到成為指導實踐的科學方法，為實踐探索提供了強有力的本土支持。
（二）守舊與創新的同時推進
守舊，意味著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全面繼承。傳統知行觀既有珍貴內涵，又有不可回避的糟粕。傳統知行觀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時間上有先后之分，內容上卻聯系緊密。傳統知行觀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前提，同時為其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思想資源，創新則意味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具體規律形成最新的理論成果，是對傳統知行觀的時代化反映。
守舊與創新的同時推進，即守住根和魂，推進新思想新內容的產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機械結合并不可取，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檢驗對錯。中國傳統知行觀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和批判性充分發揮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深入發展的理論契機。
守正與創新的同時推進，更重要的是尋找兩種文化的契合點。在內容方面，傳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著諸多層次的相通；在文化心理方面，大同思想與共產主義的價值具有觀點一致的內容；在價值結構取向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與民本思想相得益彰。二者同時推進，讓彼此的內容擁有了更為廣闊的生長土壤和空間。
四、中國傳統知行觀如何更好實現現代化
（一）堅定自身立場，有機吸收異質文化
堅定立場，要堅定自身的文化立場和政治立場。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兼收并蓄、包羅萬象，知行學說作為傳統文化的組成要素，縮短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距離，因而民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抵觸情緒相對較弱。這二者的契合使馬克思主義在引入中國時便擁有了切實的心理基礎。
近代以來文化領域的思想紛爭表明，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并沒有在真空中，一味的排他與接納都不是長久之計，有機吸收才能為我所用。警惕消極文化因素的侵入，利用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既是堅定自身政治立場的需要，也是有機吸收其他文化先進因素的重要舉措。
從多個角度來看，厘清中國傳統知行觀和馬克思主義，同時也是明晰傳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界線。無法真正探清二者辯證統一的關系，會使中國傳統知行觀的作用受到限制，整體性被瓦解，地位被邊緣化，甚至淪為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工具。馬克思主義要實現中國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就必須確保其準確性和有效性，以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現實國情為基礎，更好吸收異質文化的精髓，為我所用，繼而更好為革命實踐服務。
（二）探清民族心理，落實文化自信
每種文化的形成過程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接受主體的文化心理。中華文化的重行傳統在中國傳統知行觀中是能夠極大體現出來的。中國哲學家通過自身的體悟，將人類原始的生存智慧、民俗信仰轉化為思想，進而探求個人的內心世界。馬克思主義則從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角度出發，從全人類的視角闡述實踐與認識的關系，涉及多重領域。兩種文化的出發點不同，自然會形成不同的文化語境，也自然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
任何時期民族心理的形成都立足于具體國情。近代以來，國內民族心理盡管痛恨資本主義的侵略與掠奪，但是依舊偏向于資本主義方案。而一戰以后的世界局勢暴露了現實資本主義的危機，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國民心中也一并破了產。人們進一步認清了帝國主義的本質，對資本主義開始“認異”。
在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中尋求與西方學術概念相對應的東西，這是中國知識分子重新發現和建構中國文化圖景的途徑之一。然而，中國哲學在“吸收外來之學說”的同時不忘秉承“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原則。蔡元培在其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作的序言中主張以西方哲學的學術范式來整理傳統哲學:“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 從中國文化的本位出發，彌補傳統與現代的斷層，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這一時期起到了重要銜接作用。二者在政治理想和政治觀、歷史觀、價值觀等方面的高度契合，為民族心理的現代化轉變實現了極大助力。
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多角度“認同”，探清民族心理的同時，為文化自信的實現奠定了重要基礎。文化自信實質上是民眾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可。這不僅表現在對本國文化的高度熱愛，同時也表現在應對其他文化挑戰時的深厚底氣。從“認異”到“認同”再到“認可”，文化自信以不同的形式、豐富的內涵完成時代賦予的重任。
（三）博采百家之長，應對風險挑戰
實踐證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緊密結合，使中國找到正確道路的同時，積累了豐厚的理論財富。中國傳統知行觀的現代化，蘊含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前途道路之中，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根本遵循，以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為奮斗目標，以事關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為導向，以尊重客觀規律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辯證統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同時也注重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不斷推進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相統一，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然而，當前中國面臨的文化危機不容小覷，風險挑戰巨大。首先，文化的系統性遭到破壞。信息碎片化使人們接收信息短時高效，卻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了研究傳統文化的耐心；文化全球化的影響深入使主流文化與亞文化的競爭日益激烈，文化自信易受侵擾，主流傳統文化的指引作用被弱化。其次，外來文化的侵入方式多樣，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攻勢具有頑固性、反復性，影響范圍廣而深刻。最后，意識形態領域的針對性斗爭激烈。因此，如何將風險轉化為機遇，也是當前的一大重要挑戰。
面對當前的嚴峻形勢，既不能一味閉門造車，也不能全盤接受。大開大合在文化領域內不是長久之計，唯有堅定立場，選擇性揚棄，才能讓優秀傳統文化的星火代代傳承。面對中國的現實國情，立足當下，從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總結經驗，才能更好把握民族心理，為傳統文化的發展營造社會氛圍，涌現大量文明碩果，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理論自覺、行動自律，應對來自其它文化的挑戰。
參考文獻：
[1] 方克立.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 王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源語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 方克立.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9.
[4] 郝立新.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內在根據與歷史進程[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52(02):1-8.
[5] 李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的本土化調適——以“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文化的關系為例[J].黨史文苑,2017(24):36-39.
[6] [德]卡爾?馬克思.資本論[M].重慶:重慶出版社，2021.
[7] 鄧飛，張衛平，徐大偉.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中國化的歷程分析[J].遼寧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3(03):30-32.
（作者單位：大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張宇霞
【責任編輯：周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