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走西口，小妹妹實難留……”一首河曲民歌唱的撕心裂肺、蕩氣回腸，歌曲里的西口就是指位于晉西北地區右玉縣的殺虎口。殺虎口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現如今還保留有雄偉壯觀的古長城，鱗次櫛比的烽火臺以及韻味十足的古驛道等歷史文化遺存。可以說，殺虎口是一本內涵豐富的書，是我們認識明清時期山西人走西口，謀生活的有力佐證，只要我們認真去讀就會被它的魅力折服。
據史料記載，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殺虎口就有人居住，名參合徑，又叫參合口，秦、漢、隋沿用此名。唐時更名白狼關，宋時叫牙狼關。明時北方少數民族南侵，朝廷多在此口發兵抵御和征伐，因此又更名為殺胡口。清朝對北方游牧民族采取懷柔政策，將“胡”改“虎”，從此殺虎口沿用至今。
中國邊患自古多來自西北，歷史上的游牧民族縱馬南下，多從這里進取中原，歷代王朝都在這里屯兵扼守。作為山西乃至中原的北大門，殺虎口作為軍事要塞和邊境雄關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這里曾發生過無數次血戰。
殺虎口作為重要關隘，歷經烽火狼煙的洗禮。早在戰國趙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趙國就派重兵駐守雁門一帶，著名大將李牧曾多次出參合徑擊敗匈奴的進犯。漢代大將李廣、衛青、霍去病都曾從這里挺進大漠，馳騁疆場。明代為了防止韃靼、瓦喇南侵，修筑了萬里長城。為了加強長城防守，于嘉靖33年（公元1544年）在殺虎口修筑了城堡，萬歷40年（公元1615年）又在舊堡的基礎上修筑新堡平集堡，兩堡相連，能攻易守。
到了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歷時50多年的征服葛爾丹部的戰爭中，殺虎口一直處于大本營的地位，擔當著傳遞情報，運送軍糧軍餉等國防重任。康熙皇帝更是親率大軍征討，康熙年間的三次親征，大軍十幾萬，負責運送糧草的又是十幾萬，人來車往，絡繹不絕。而且西征凱旋時就在殺虎口設御宴宴請有功將士，因此，殺虎口又沾上了帝王之氣。
在清代的200多年間，殺虎口就像萬里長城上的一顆明珠，輝煌燦爛。當年晉商富甲天下，而大多數的晉商又是從殺虎口發家的，殺虎口便成為晉中商人經營商貿和發財的一個跳板。
在殺虎口，來此做貿易的商人由于經常出入于邊關集市，學會了蒙古語并熟悉了蒙古人的生活習俗與交往禮儀，因此懂得怎樣與他們交易。早在康熙西征時，他們就以小商小販的身份，肩挑貨物做起了隨軍的買賣。當時在殺虎口的山西商人大多擺攤設點，各種字號的作坊、店鋪已達上千家。后來精明的商人還通過向朝廷捐獻銀兩討要了印票、龍票，甚至是紅色頂戴，不僅風險大大降低而且有了不少特權。這樣殺虎口便成為晉中商人發家的一個重要關口。在經營商貿中，因為晉中商人恪守誠信經營的理念，再加上細致周到的服務，因此經商之路越走越順，與此同時也名利雙收。同時殺虎口也出現了商賈云集、市衢寬敞、繁華富庶、貨如霧擁的繁榮局面。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這些商人把殺虎口推進了日進斗金、斗銀的經濟繁榮時代。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殺虎口這個干戈不息之地，背井離鄉、妻離子散的故事更是屢見不鮮。
殺虎口作為兵家必爭之地，常常四面邊聲連角起。漢代蘇武出使匈奴前就寫下了著名的“三別”，《別妻》《別昆弟》《別李陵》，把夫妻、兄弟、朋友間生離死別，難舍難分的感情寫得淋漓盡致，讓人讀后不由得潸然淚下。《別妻》中寫到“結發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遠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有人說這是最早的走西口的吟唱。
這里自古地瘠天寒，民生維艱。到了16世紀末，有些中原的百姓貧困潦倒，苦不堪言，為了養家糊口開始“走西口”謀求生路。“走西口”約從明代中期開始，其高潮出現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前后經歷了大約三百年的歷史。好多人都是邊走邊唱一路乞討走到西口外。有詩曰：蒼河水，水長流，流的是眼中淚，淌的是心中血。
殺虎口處于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界處，這里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陣地。漢民族與匈奴、突厥、契丹、蒙古族等戰爭的同時，也互相影響、互相學習。殺虎口曾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窗口，也是昭君出塞回首大漢山河之地。
殺虎口的民族結構是多元的，隨著歷史的演變，漢族、蒙古族、滿族、回族人們都在此地生生不息。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殺虎口好比一口坩堝，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在里面不斷碰撞與交融，相互依存，相互補充。殺虎口展現的民族文化習俗也是多元的。這些炫麗多彩的民族多元文化通過習俗予以互溶互滲，恰恰是西口文化的特色所在。流行于殺虎口一帶的二人臺和民歌就兼收并蓄，集歌舞、曲藝、戲曲為一體，既有漢民族的民歌、絲竹樂等成分，也有蒙古族音樂成分，有時歌唱和道白還用蒙漢兩種語言混合起來。殺虎口廟宇、樓閣甚至墳碑的書法牌匾都用漢滿蒙回等多種文字書寫，閃爍著多民族的文化之光。
今天的“西口”依然壯麗，滿山遍野的綠色，讓西口多了一份柔美。驕陽下，落日里，漫步在西口玄武巖鋪設的古驛道上，重溫著悠久的歷史，十分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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