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指出，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化技術為核心驅動力量，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提高經濟社會的數字化、網絡化與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態。筆者認為，為數字經濟營造有利發展環境，需要重視數字經濟的法治建設，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對法治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一方面，我國數字經濟迅速發展催生出一系列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另一方面，我國數字產業發展存在法律體系不夠完善、解釋方法與理念相對滯后等問題，這都為數字經濟的法治建設新理論、新規則的創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實踐源泉。為此，法學理論需要凝練數字經濟的法治建設的中國元素，總結數字經濟的法治建設的中國經驗，彰顯數字經濟的法治建設的時代精神，預測數字經濟的法治建設的未來路向，以此推進我國數字經濟的法治建設模式的創新發展。
1.推進網絡空間治理的法治體系建設。未來數字經濟和數字化發展將進一步提速升級，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新的困惑，如數字孤島、數字鴻溝、數據泄露、數據欺騙、數據壟斷、惡意技術、虛假監管等嚴重的社會問題。為解決數字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難題，防止數字經濟領域法治建設的“燈下黑”問題，應該推動傳統法律治理體系向新型法律治理體系轉型，加強對數字經濟主體的內生激勵與外部監管，通過數字技術實現自治、法治的自動運行，以積極、精準、包容、靈活、開放的法治理念為指引，并最終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數字時代立法監管體系，構建數字技術驅動型執法體系和司法體系。以數據安全的法律保障為例，法律當重視“風險核查—數據梳理—數據保護—監控預警”預防模型建設，引導涉數據行業合法合規發展。
2.促進網絡犯罪立法與解釋路徑轉換。在數字經濟時代，刑法立法、刑法解釋必然有新的目標定位，同時涉及對刑法解釋的運作方法、判斷基準等理論的不同建構，一方面，鑒于空間、主體和行為是影響刑法適用范圍的三大要素，有必要基于數字經濟時代“空間的多元化”“主體的平臺化”，以及“行為的信息化”，結合數字經濟帶來的刑法規制的新問題，著重對刑法的管轄理論、主體理論、共犯理論和行為理論加以拓展。另一方面，以網絡犯罪為例，網絡犯罪的基礎設施包括平臺、工具、技術等，傳統罪名難以切實解決“網絡黑灰產”“惡意技術”等現實問題，導致刑法鞭長莫及，因此要用足用好刑法現有規定，不能人為限縮解釋，而是要重視刑法實質解釋，以個罪的保護法益為實質根據，依法適當擴張解釋個罪構成要件的適用范圍，防止形成處罰漏洞。
3.繼續強化大數據與信息保護。數據安全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而個人信息保護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伴生問題，數據權益保護、個人信息采集和保護成為法律的重要任務，但相關法律還不夠完善。一是隱私保護立法問題。許多平臺、系統都有我們的個人數據，隱私保護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需要重點考慮如何在隱私保護與個人數據利用之間進行平衡。二是數據安全立法問題。比如自由與數據安全存在內在的緊張和沖突，如何統籌兼顧數據主權與數據權利的保障，以及數據科技的迭代升級與數據安全立法滯后的自然落差。三是網絡犯罪的立法應對問題。隨著民法典、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密碼法、電子簽名法、反恐怖主義法、數據安全法等法律的頒布，加上正在審議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刑法立法提出了新要求，要著重規制惡意技術和惡意網絡攻擊等行為。四是面對現代化進程中網絡犯罪、數據犯罪衍生與惡化的狀況，立法上也出現了一些治理能力不足的問題，其中關于信息、數據的概念規定存在不一致、不協調之處。上述問題需要通過立法完善來解決。
4.持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在數字經濟的浪潮下，知識產權的保護不斷面臨著新的挑戰，很多新問題亟待解決，一是數字經濟中的主要載體是文字、音樂、短視頻等信息，這增加了知識產權保護的難度；二是數字經濟倡導的共享原則與信息自由權、知識產權的一些沖突，由此導致數字經濟下的知識產權刑法保護上的價值選擇難題。對此，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需要追尋權利人、實施人和消費者之間的利益最佳平衡點，堅持“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原則，重視知識產權刑法立法的理論體系、制度體系、技術體系和標準體系四大體系建設，并實現從“經驗”決策向“科學”定規、從“靜態”管理向“動態”治理的治理體系轉變，既保護作為“筑路人”的數據開發者的商業利益，也處罰廣告屏蔽等不正當競爭行為。
5.著重推進經濟法體系創新發展。數字經濟時代面臨的經濟法問題最為突出，既包括虛假廣告“變異”、超級平臺數據壟斷、數字經濟平臺領域的“贏者通吃”等新型經濟違法行為，數字稅征收、數字貨幣型跨境支付清算、數字資產發行與交易等新型金融行為，也包括金融數據與數據共享，金融消費者信息保護、數字經濟的流量壟斷等新課題，同時還包括區塊鏈、量子技術等新金融工具或技術的規制。面對數字經濟發展，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經濟法要協調好政府與市場、發展與監管的關系，保障數字經濟發展的技術創新，也規制金融科技等領域發展的亂象，不斷加強對互聯網平臺、大型科技公司等參與數字經濟行為、領域的監管，并通過精準監管、分層監管、區分類型監管等方式優化監管制度機制。
南京師范大學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姜 濤
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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