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這震徹世界的巨響，詩人胡風發自肺腑地寫到“時間開始了”！ 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在另一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時間開始了”！幾代民法學者的夙愿得償，未始不是一件幸事!
《民法典》的頒布實施，對全面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維護人民權益以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無疑都具有重大意義。這些意義是秉承現行憲法而來。1982 年的《憲法》在體例上， 刻意將公民的權利義務置于國家機構之前，無非是要彰顯一點：人民基本權利的確認和保障，乃各種國家機構存在的正當化基礎。 《民法典》 正是憲法宣示的人民基本權利制度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民法典》的頒布實施還有不容忽視但可能被遮蔽的兩點意義。一方面，《民法典》的出臺，實際上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民商法律部門的格局。 盡管《民法典》采取折中的民商合一體制， 但是，除了總則編和物權編、合同編里容納了部分商法制度外，作為公司法、票據法、破產法、海商法等單行法共通性的商事制度如何整合，必將成為后民法典時代學界的重要話題和立法的重要內容。 這層意義不可謂不重大！
另一方面，更為重大的一層意義可能在于，《民法典》的頒布，實際上預示著中國社會踏上進一步現代化的征程。如果說秦朝的建立奠定了此后千百年的郡縣制國家，是中國社會第一次重大的歷史轉型，那么清末以降，國門大開，傳統的中華法系轉而折向西方的法律體系，傳統的天下秩序轉而折向現代國家的形成，這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的又一次重大歷史轉型。這種現代化的探索過程雖然痛苦而艱難，卻是無可逆轉的。蔣夢麟先生的《西潮》一書，述之備矣。而民法和中國發生聯系， 從光緒 33 年開始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到 1925 年北京政府的民律二草，經由 1929 年至 1931 年告成的中華民國民法，乃至于新中國的五次民法起草或編纂，民法典制定的歷次嘗試，無論成功或者失敗，都是和這種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實踐緊密相連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民法典》的頒行同時也就是羅馬法在當下中國社會的具體應用。魯道夫·馮·耶林在《羅馬法精神》 里有一段名言：“羅馬曾經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則是以法律，而這第三次征服也許是其中最為平和、最為持久的征服?！钡拇_，羅馬法由臺伯河邊七座山丘的法律，而成為羅馬帝國的法律（集大成者厥為《民法大全 corpusiuriscivilis》），進而經過繼受成為歐洲大陸的共同法，更孕育出“法學階梯”式的法國民法模式和“學說匯纂” 式的德國民法模式，影響遍及于全世界。 羅馬法的精神何在？登特列夫教授指出，羅馬法出于一隅，終成為世界性的法律，根本的依靠不是強力，而是理性。 因此，在一個利益愈益多元，矛盾愈益復雜，探索之路 愈益艱難的社會，市民社會如何組織，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關系如何擺放，不再是寄希望于“明君清官”，而是讓諸民法典———“寫在紙上的理性”，這無疑是一種進步！ 讓“寫在紙上的理性” 落實在現實生活當中，這更是民法典的生命力和權威性之所在！
民法典被譽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內容繁雜、術語深奧、結構嚴謹、理論博大精深。 但是中國民法學的科學體系尚未真正建立，中國民法典無論在體例上、還是在具體的規則設計上，尚有不少不盡人意之處，如何建立完備的中國民法學體系，如何弘揚民法的“私人自治”精神，正確解釋適用民法典，成為每一個民法學者、法律共同體成員乃至每一個仰給于民法的社會成員光榮而神圣的職責。
任生林高級法官博學多能，雅好倚聲填詞，而又不廢專業。 他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北大法律學系畢業后，一直從事審判工作，后來又到中國政法大學深造。 三十多年的積淀，不僅使他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 而且具有豐富的審判實踐經驗，在報刊雜志發表了大量文章，出版兩本著作，主持的課題多次榮獲全國、全省法院系統學術獎勵。 因此，獲得 全國審判業務專家稱號。 面對成績，他仍然勤勉有加，利用參加民法總則和各分編研討會之便，結合審判實踐撰寫一些學術文章，為民法典編纂貢獻智慧。三年多時間撰寫了 47 篇文章，重點對新增加的內容和一 些熱點難點問題進行闡述，分析研討，有些觀點還很新穎，具有一定參考價值。文章的一大特色是理論聯系實際，語言通俗易懂，簡明扼要，重點突出，讀起來輕松自如。
這些文章，不僅是任法官的心得體會，而且表現出法官的職業情懷和學術素養。 任法官進入法門，接受系統法學訓練，遠早于我；他的博學多才，讓我難望其項背；他的成果之豐碩，也令我汗顏。 我只能簡述民法典頒布的意義，聊以復命，何敢稱序？
作者系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谷
【責任編輯：周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