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我國發展戰略的轉變，尤其是新經濟新產業新模式的迅猛發展，維護公平競爭在完善市場體制和推動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愈加凸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要加強規制，提升監管能力，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新時期新階段，反不正當競爭必然承擔新職責和履行新使命。
一、新發展階段反不正當競爭的新職責
有市場競爭就會有不正當競爭，競爭與不正當競爭如影隨形。隨著我國市場經濟日趨發達，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不正當競爭更加多發頻發。2017年和2019年兩次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為制止不正當競爭注入新動力。雖然法律的兩次修訂篇幅不大，但要言不煩，針對性和實效性強。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更加契合深化改革開放、營造良好營商環境、改善市場競爭秩序的新形勢新需求，使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治進入新階段和躍上新臺階。總體上說，近年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實施效果明顯，在保障經營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公平競爭和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中，已呈現良好的態勢，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施行過程中仍暴露出一些難點、堵點和痛點，存在許多亟待回應的問題。無論是傳統經濟領域還是互聯網等新興產業領域，不正當競爭行為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甚至有時還比較嚴重。一些領域和類型的不正當競爭仍然較為多發。例如，仿冒混淆、虛假宣傳、商業賄賂、侵犯商業秘密等行為依然大量存在。因此，加強反不正當競爭極為必要且非常重要。
（一）侵權假冒的打擊治理力度需要加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大行政執法力度，對群眾反映強烈、社會輿論關注、侵權假冒多發的重點領域和區域，要重拳出擊、整治到底、震懾到位。”假冒混淆是傳統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在新的經濟環境下又出現新動向，需要根據新形勢新任務的新要求，進行重點關注、重點整治和重拳打擊。
（二）商業賄賂的遏制力度需要增強。商業賄賂一直是行政執法的打擊重點，執法機關持續開展專項執法等行動，有效遏制了一些重點領域的商業賄賂，凈化了市場環境。但是，醫藥、教育等領域商業的賄賂問題仍然突出，對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影響較大，需要加大遏制力度。
（三）商業秘密保護亟需加強。商業秘密保護不斷遇到新情況新問題。例如，當前采取電子侵入或者“教唆、引誘、幫助”等間接方式侵犯商業秘密的現象比較突出。侵犯商業秘密的舉證證明難是保護商業秘密的賭點和瓶頸。2019年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新增第三十二條雖有利于解決該問題，但法律規定的有效落地仍需要澄清其中的界限和關系，切實解決其操作性問題。例如，該條在證明商業秘密性和被告不當行為方面的舉證責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原告的舉證責任，但會不合理地加重被告的負擔，某種程度上妨礙人才的自由流動，損害被告的自由擇業權、勞動權、生存權乃至基本人權，這些問題仍然有待之后進一步加以完善和明確。
商業秘密刑事保護門檻不斷降低，有利于加強保護，但科技創新涉及多未知領域的探索，需要寬松的創新環境，不能動輒得咎。因此，加強侵犯商業秘密的刑事制裁與營造寬松創新環境的關系值得慎重考慮和認真評估。太多的刑事制裁和太低的入罪門檻，容易對創新形成“寒蟬效應”，對于創新環境的副作用不容忽視。
（四）互聯網平臺反不正當競爭問題比較突出。隨著互聯網產業的崛起，反不正當競爭問題引人注目。2017年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增加了“互聯網專條”。互聯網行業的新技術、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仍層出不窮，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反不正當競爭經常出現新情況新問題，如“刷單炒信”等黑灰產，需要積極應對。
（五）法律之間的交叉關系需要進一步理清。反不正當競爭法與銀行、保險、電信等行業性法律有所交叉，加上法律修訂和制定先后的原因，在商業賄賂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界定、處罰等方面還有諸多不協調之處，執法權責關系等也需要進一步厘清。近年來，反不正當競爭與著作權等專有權保護的關系問題突出，引起較大關注，尤其是法院裁判的一些案件爭議較大，法律界限需要厘清。
二、全面加強反不正當競爭法治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遇阻、改革開放亟需深化以及“雙循環”發展格局正在形成的形勢下，尤其要重點加強反不正當競爭立法和執法。
（一）加強建章立制和法律解釋，增強法律適用的可操作性。反不正當競爭法原則性和抽象性強，解釋空間大，容易導致適用標準不統一，需要加強法律適用的解釋，確保法律適用統一。有關方面應當進一步加強行政規章和司法解釋的制定和修訂，提高行政規章和司法解釋的制定質量，切實解決實際問題。隨著新情況新問題的增多，法院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原則性條款裁判新類型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情形增多，裁判標準沖突的現象時有發生，需要加強第二條的解釋和適用指導。
（二）加強地方立法的監督，確保法治統一和維護國內市場的統一開放。雙循環發展格局更需要維護國內市場的規則統一和執法統一，避免各行其是。加強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地方立法，有利于完善法律制度和促進法律的有效實施。但是，反不正當競爭規則畢竟涉及關系到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需要統一的市場競爭規則。同時，各地方在立法能力、執法水平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別，又加之地方的經濟、文化、自然環境的影響，可能會導致地方性立法不一致等情形的出現。因此，在積極推進地方性立法的同時，應當重視對地方性立法進行必要和及時的指導監督，以確保法律標準的統一，維護國內整體市場的穩定和持續發展。必要時，最好由國務院制定實施條例。
（三）制定商業秘密保護法。民法典明確將商業秘密作為一種民事權利。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兩次修訂都涉及商業秘密條款的完善，甚至2019年修訂法律專為完善商業秘密保護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隨后制定相關保護商業秘密的民事和刑事司法解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正在制定商業秘密保護規章。這些立法舉措完善了商業秘密制度。但是，商業秘密保護不僅需要完善的實體制度，同時與程序規則關系緊密，需要特殊的程序規則。而且，商業秘密保護需要綜合治理。
三、發揮反不正當競爭與反壟斷的協同作用
當今時代，競爭法由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所構成，兩者在維護競爭秩序的共同目標之下實現功能互補。反壟斷法異常威猛，更多定位于威懾和嚇阻，更多是關鍵時候出手，而不是高頻率的頻繁使用，更不輕易損傷企業的發展元氣。反不正當競爭法則可以對市場競爭行為進行隨時隨地的頻繁調整，充分發揮其作用可以使競爭秩序不斷改善和調試，以量變促質變，對于形成壟斷有預防作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強化反壟斷”項下兩度同時提出反不正當競爭問題，顯然符合兩者的功能定位，因而需要高度重視發揮兩者的協同作用。
當前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反壟斷法的交叉關系值得關注。如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惡意不兼容”，如果適用范圍太寬，就會打擊面太廣，且模糊了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的法律界限；即便將極為特殊的“惡意不兼容”納入不正當競爭，也應當嚴格限定標準和范圍。法治日報
【責任編輯：周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