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風裹挾著泥沙掠過呂梁山麓時，我站在磧口古鎮的黑龍廟前，望見黃河正以千年不變的姿態在晉陜峽谷間蜿蜒。渾濁的浪濤拍打著古渡口的石階，岸邊幾株歪脖子老槐樹在初春的風里簌簌作響。這里是黃河九曲中最桀驁的一段，也是黃土地與青石崖共同雕刻的史詩。
首屆黃河流域青年生態文明交流活動選在此地，頗有深意。古鎮的磚瓦縫隙里藏著黃河船夫號子的余音，而今日匯聚于此的年輕人，卻用另一種方式回應著這條大河的呼喚。有人用方言記錄沿岸植被的分布，有人將污染數據標記在地圖上。而那位叫衣扎的藏族青年，將一抔來自若爾蓋草原的沙土輕輕撒入黃河。他的掌心紋路里還沾著高原的霜色，講述草原沙化時卻像捧著一把灼人的火：“當牦牛低頭啃食的不再是格桑花而是裸露的鹽堿地，當轉經筒的銅鈴聲中混入沙粒摩擦的嗚咽，我們就成了草原最后的牧人。”他的普通話帶著川西高原的滯澀，視頻中他那被高原陽光曬紅的臉頰像酥油茶般溫厚，“保護生態是條看不到頭的路，不是萬不得已，誰會去做？可當沙丘一天天逼近帳篷，牦牛對著干涸的泉眼哀鳴時，我們只能卷起袖子，把沙子一捧一捧地往回推。”
這讓我想起非法采砂案的卷宗照片里看見的河床傷痕，那些被挖得支離破碎的河道，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沙化？
傍晚時分，我和志愿者們漫步在黃河岸邊。志愿者們指給我看巖縫里新栽的檸條苗，“根系能扎進十米深的土層”。這讓我想起在環境公益訴訟中，我們創新適用“補植復綠”判決，讓破壞林地的企業種下幾萬株油松。
我突然意識到，法官的判決書與志愿者的記錄本，原來都是寫給黃河的情書。當衣扎說出“不是萬不得已，誰會去做”時，黃河正卷著去年冬天融化的冰凌轟然東去，仿佛在提醒我們：司法守護本就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接力。
我站在法律與自然的交界處，忽然懂得所謂“司法衛士”的深意：法官不僅要裁判對錯，更要成為那座讓急流改道的礁石，讓奔涌的浪頭在法度與情理之間，找到生生不息的河道。
回程的車沿著河岸的公路緩緩駛過，暮色中的黃河變成一條暗金色的綬帶。《黃河保護法》實施兩周年的新聞正在播報，與黃河的濤聲交織成某種古老的韻律。兩千年前《禹貢》記載的“導河積石”，如今化作我們案頭不斷修訂的裁判要旨。當青年志愿者們用地質錘在河灘采集水樣時，我忽然覺得，我們何嘗不是在用法律條文作經緯，為這條大河編織新的河床？
暮色中的磧口古鎮亮起點點星火，恍若銀河灑落在審判席前的證據鏈上。而黃河，正挾著青藏高原的雪、黃土塬的塵、中原大地的淚，浩浩蕩蕩地奔向這片我們以法治之名守護的海。
此刻辦公室的案頭，新修訂的《黃河保護法》在陽光中泛著溫潤而鋒利的光澤。窗外的柳條正抽出新芽，而兩年來開出的生態修復令，是否也像這些嫩葉般，終將連成庇蔭后人的綠廊？想起衣扎向我們展示的那副唐卡：巖長壽、水長壽、樹長壽、獸長壽、鳥長壽、人長壽，我突然明白《黃河保護法》關于草原禁牧輪牧的規定，不只是紙面上的數字——那是游牧民族用馬蹄丈量出的生存底線。
耀眼的光潑在流動的河面上，像極了法庭上不斷刷新的生態修復數據。我知道那些關于河道行洪安全區劃定的爭議，關于水土保持補償費的計算公式，關于古棗林生態保護紅線的勘定，都將成為母親河新的司法注腳。（李智玲）
【責任編輯 陳暢 實習生 翟培辰】
作者單位：呂梁市中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