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左為安志偉，右為李玉臻
【題記】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民主法治不斷進步，人民群眾對司法的要求和期待日益增長，原有的司法體制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早在20 世紀90年代，中國法院就開始了以強化庭審功能、擴大審判公開、推進司法職業化建設為重點內容的改革歷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組織體系、法官制度、訴訟程序、審判方式、執行制度、司法管理等方面開展了一系列改革，并發布了三個《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
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頒布；1990-1999年，民事、刑事審判方式改革；1999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1999-2003)》頒布；2005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1999-2003)》頒布。李玉臻于1988年到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任常務副院長，1993年任黨組書記、院長，2002年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正好見證了我國司法改革的諸多重要歷史。山西省法院系統認真貫徹國家司法改革精神，在司法改革的諸多領域創新思路、積極作為。在李玉臻任常務副院長、院長期間，山西省法院系統多項工作走在全國前列，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認可和表彰，為后來司法改革工作穩步持續推進奠定了良好基礎。
【李玉臻簡介】
李玉臻，筆名寓真，男，1942年11月生，山西武鄉人。1972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年畢業于北京政法學院（現名中國政法大學），大學本科學歷。大學畢業后先后在廣東昌江（現屬海南省）、山西長治等地工作，1984年任山西省委政法委副書記，1988年任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正廳級）、審判委員會委員、黨組副書記，1993年任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黨組書記。2007年2月至2008年1月任山西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副主任。2002年被授予國家二級大法官，為我國首批大法官之一。是第五屆省委候補委員，六屆、七屆、八屆省委委員，第八至十一屆省人大代表、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法律方面的著述有《犯罪防治新論》《劍器集》《銅聲集》《法治文化叢談》等，另有詩詞、散文等方面的著作多種。
【訪談正文】
我1942年出生在山西省武鄉縣監漳鎮行道嶺村，在這個小村子里一直生活到了12歲，自小學五年級轉到了長治上學。1962年從長治二中畢業考取了北京政法學院，也就是現在的中國政法大學。從此我就和法律事業緊緊聯系在一起了。幾十年來，我的工作崗位基本上都是在政法戰線。
政法工作的經歷與法律情懷
1983年全國開展“嚴打”斗爭，我當時擔任晉東南地區政法委員會書記，并兼任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第一戰役中夙興夜寐，審辦了上百起案件。一批社會害群之馬受到了法律嚴懲。在整個“嚴打”斗爭中我一直在思考對于犯罪的防治和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問題，提出了“不失時機開展綜合治理”的意見，在晉東南地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1984年召開了全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經驗交流大會，當時在全國也是超前一步的。1985年后在山西省委政法委任副書記，又先后在盂縣和太原市河西區舉行全省性的綜合治理交流會議，并多次帶隊深入基層調研，發現和樹立了農村、街道、工廠、學校等各個方面的綜合治理典型，重點總結推廣了洪洞縣群防群治和太原市義井街道辦事處護樓護院的成功經驗，提出了“農村學洪洞，城市學義井”的口號，得到了省委的肯定。在省委號召下，學洪洞、學義井由點到面推廣，為之后全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改革開放后，青少年犯罪問題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這不僅是因為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嚴重危害社會治安，而且更讓人焦慮的是這個問題與子孫后代的健康成長、與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緊密關聯著。預防青少年犯罪成為社會各界的普遍呼聲。1988年山西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成立，我擔任會長，在省委的領導和大力支持下，我和省政法委各機關及其相關部門的同志積極開展青少年犯罪問題的研究，探索青少年法制教育和對于違法犯罪的防范工作。這成為綜合治理的一個重要方面，所開展的各項活動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和青少年犯罪的預防工作，實際上都體現了新時期的一種改革精神，與司法改革也都密切相關。我到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以后，特別重視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審判，積極進行少年法庭建設。在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審判中，貫徹懲治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寓教于審，審教結合，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努力做好對違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犯罪問題與社會環境有很大關系。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環境有著多方面的消極因素。都在妨礙青少年完全人格的形成。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環境污染，人們不勝煩躁，缺乏一個安靜、溫馨的環境。我們省法院在建大樓時我就想過，要把審判機關置于一個良好的環境中，讓人們到這里能夠感受一種平靜和諧的氣氛。我們搞了一些設計，譬如墻面外觀、浮雕、綠化，但由于財力所限，搞得不夠理想。當然更重要的是社會大環境的改善，這就涉及到法律建設和改革。我作為一個法律大學的畢業生，一直有著深深的情懷和理想，在工作上做了一些努力，當然也只是微薄之力。現在退休多年，但一直關注著我國的法治建設和司法改革的進步。
積極推進審判機關的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變化非常迅速。社會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以后，各類案件成倍地增加。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全省的刑事案件大概就是一萬件左右，民事案件四萬余件，到2007年我離開省法院的時候各類案件總計差不多到了20萬件了。全省刑事案件一年四萬來件，現在可能就更多了（據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代院長孫洪山2019年1月28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2018年全省法院系統全年共受理各類案件456540件，審執結432318件）。改革開放以后，案件的類型增加了，過去法院審理的案件就是民事、刑事兩大類，刑事案件中盜竊占了一半以上，其他就是兇殺、傷害、強奸等類型，民事案件方面主要是離婚案件，占到了民事案件的60%-70%，除了婚姻家庭案件外還有一些房產、鄰里糾紛。以前實行公有制，個體維權的觀念很淡漠。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體制的變革、個體的維權觀念提高，法律知識也增長了，于是就利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法院增加了經濟糾紛審判和行政訴訟。這當然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在20世紀80年代成立了經濟審判庭，后來改為民事二庭，現在省高院設立了5個民事審判庭，分別受理不同類型的民事案件。原來沒有行政訴訟法，也沒有行政糾紛。到了20世紀90年代行政案件增多了，好像行政庭是1993年以后才成立的。開始成立行政庭的時候案件很少，老百姓不訴訟，誰告政府？那個時候人們就沒有這個概念，政府部門也不愿意當被告。后來經過實踐和一段法律宣傳，老百姓逐步增強了維權意識，行政訴訟案件逐步增多了。一開始政府很難接受這種做法，行政訴訟法公布以后，我們就到各個單位去講課，當時土地部門、工商部門和物價部門案件比較多，公安機關涉及行政訴訟也不少，我們去幫助各部門辦培訓班，逐步增強了依法行政和訴訟的意識。以前鄉政府、縣政府被告了，甚至拒絕出庭，現在就很正常了，行政審判走上了法治軌道。
隨著案件類型的增多和法院案件的增加，帶來一個問題，就是法官隊伍的問題。我來法院的時候，當時省法院機關還在鐘樓街舊址，那時候也就一百多人。現在僅僅法官就280多人，加上其他工作人員省高院發展到四百多人了。
人員增加了，人員的結構也有變化，特別是知識結構發生了變化。法院工作人員中許多人沒有上過法律專業院校，都是經過業大的培養，取得了法律大專文憑，從而提升了法官隊伍的知識結構。以前法院100多人，哪有法律院校畢業生？基本沒有。這種狀況和新的審判形勢極不適應。對于原來不是學法律出身的法官，我們通過送出去進修和舉辦法律業余大學改變了法官的知識結構。這方面最大的舉措就是成立法官學院。（即全國法院干部業余法律大學山西分校，后更名為山西法官培訓學院，2004年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成立國家法官培訓學院山西分院，與山西法官培訓學院合署辦公。）法官培訓學院每年要辦幾期培訓班，也有的是長期學習的學歷教育，納入國家成人教育。在業余大學畢業后，有的人還通過專升本考了法律本科，所以省法院的老同志們好多人都是雙文憑。后來法律院校的畢業生逐漸增加，每年都要接收一批法律專業的畢業生。送出去在職學習也成為了經常性的制度，大部分是到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這些知名大學去深造，他們現在都是法院的骨干力量。
提升法官專業知識水平和業務素質的同時，加強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質的修養顯得更為重要。法官素質是審判工作水平和質量的決定因素，是公正司法的基礎條件。我注意到思想教育方式的單一化，程式化，效果日漸削弱。因此要不斷更新教育的內容和方式，以豐富而生動、令人喜聞樂見的各種活動，將剛性的思想要求和嚴格的紀律管理融入其中，將其效果體現于日常熏陶、點滴養成、潛移默化之間。通過多種學習使法官接受先進的科學、新穎的哲理、深遠的歷史、高雅的文學和多彩的藝術的感染和熏陶。法官人文素質的提升，對于人情事理、社會責任和法治傳統就會有更深的理解，以便于他們更善于體察民情，更好地為人民排難解紛，在司法中更好地體現立法精神，掌握寬嚴尺度，從而讓人民群眾充分感受司法的公平和正義。
法院物質裝備的建設
法院建設的另一個方面，是物質裝備的建設。案件的增長，隊伍的發展、法院內設機構的增加，帶來的新問題就是物質裝備的落后狀況已經很不適應需要。除了前面說的審判庭增設和審判任務繁重之外，又設立了執行庭，執行案件的數量很大，而且執行難成為社會反映強烈的一個法院的現實問題，執行能力隨之不斷增強，原來的辦公場所、辦公條件遠遠不能滿足司法工作的要求，兩庭建設于是提上了日程。
兩庭建設，就是各級法院審判法庭和基層人民法庭用房的建設。從省法院來看，在鐘樓街的辦公舊址實在是擁擠得不堪；從全省來看，尤其是基層法院條件更差，開庭就沒有地方，設在鄉鎮的人民法庭都在年久失修的舊廟里辦公，或者是只能租賃民房。這種狀況下工作不能正常開展，不能很好地為群眾解決糾紛，而且十分有損國家法律的尊嚴。從1986年開始，我還在省政法委工作的時候就抓兩庭建設了，到了省法院工作以后更把這項工作當成了一項緊迫任務，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為了兩庭建設能夠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由省委領導掛帥、相關部門參加的全省兩庭建設領導組。兩庭建設主要的問題，一個是選址、立項、征地，另一個是要錢。20世紀90年代很困難，問縣政府要一萬塊錢都是很困難的事情。我們的辦法是向上面要一點，要求地方補一點，群眾再集一點，這么籌集資金。那個時候叫“三個一點”。在大家的努力下，我省的兩庭建設走在了全國的前面，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表揚。1992年10月在山西召開了全國兩庭建設現場會議，來自全國各省市區的參會人員參觀了太原、忻州、大同等地法院，對我們的成就和經驗給予了充分的贊賞。這次會議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對于全國的兩庭建設起到了轉折性的推動作用。到1994年年中，全省建成審判庭127個、人民法庭493個，百分之八九十的地方法院有了自己的辦公場所和審判場所，基本能夠滿足工作需要。后來剩余為數不多的地方也陸續解決了這個問題。兩庭建設不僅解決了辦公、審案條件簡陋擁擠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樹立了嚴肅執法的形象，體現了國家法律的尊嚴與莊嚴。（安志偉）
（未完待續）
